人不自害，受害必真；假真真假，间以得行。童蒙之吉，顺以巽也。
乘其阴乱，利其弱而无主。随，以向晦入宴息。
类以诱之，击蒙也。
有用者，不可借；不能用者，求借。借不能用者而用之，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。
阳乖序乱，阴以待逆。暴戾恣睢，其势自毙。顺以动豫，豫顺以动。
不敌其力，而消其势，兑下乾上之象。
兵强者，攻其将；将智者，伐其情。将弱兵颓，其势自萎。利用御寇，顺相保也。
某恶鼠，破家求良猫。厌以腥膏，眠以毡罽。猫既饱且安，率不食鼠，甚者与鼠游戏，鼠以故益暴。某恐，遂不复蓄猫，以为天下无良猫也。是无猫邪，是不会蓄猫也。
读《三国志》者，当知有正统、闰运、僭国之别。正统者何？蜀汉是也。僭国者何？吴、魏是也。闰运者何？晋是也。魏之不得为正统者，何也？论地则以中原为主，论理则以刘氏为主。论地不若论理，故以正统予魏者，司马光《通鉴》之误也。以正统予蜀者，紫阳《纲目》之所以为正也。《纲目》于献帝建安之末，大书「后汉昭烈皇帝章武元年」，而以吴、魏分注其下。盖以蜀为帝室之胄，在所当予：魏为篡国之贼，在所当夺。是以前则书「刘备起兵徐州讨曹操」，后则书「汉丞相诸葛亮出师伐魏」，而大义昭然揭于千古矣。夫刘氏未亡，魏未混一，魏固不得为正统；迨乎刘氏已亡，晋已混一，而晋亦不得为正统者。何也？曰：晋以臣弑君，与魏无异，而一传之后，厥祚不长，但可谓之闰运，而不可谓之正统也。至于东晋偏安，以牛易马，愈不得以正统归之。故三国之并吞于晋，犹六国之混一于秦，五代之混一于隋耳。秦不过为汉驱除，隋不过为唐驱除。前之正统，以汉为主，而秦与魏、晋不得与焉；亦犹后之正统，以唐宋为主，而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、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俱不得与焉耳。且不特魏、晋不如汉之为正，即唐、宋亦不如汉之为正。炀帝无道，而唐代之，是已惜其不能显然如周之代商；而称唐公，加九锡，以蹈魏晋之陋辙，则得天下之正不如汉也。若夫宋以忠厚立国，又多名臣大儒出乎其间，故尚论者以正统予宋。然终宋之世，燕云十六州未入版图，其规模已逊于唐；而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，则得天下之正亦不如汉也。唐、宋且不如汉，而何论魏、晋哉？高帝以除暴秦、击楚之杀义帝者而兴，光武以诛王莽而克复旧物，昭烈以讨曹操而存汉祀于西川。祖宗之创之者正，而子孙之继之者亦正，不得但以光武之混一为正统，而谓昭烈之偏安非正统也。昭烈为正统，而刘裕、刘知远亦皆刘氏子孙，其不得为正统者，何也？曰：裕与知远之为汉苗裔，远而无徵，不若中山靖王之后，近而可考。又二刘皆以篡弑得国，故不得与昭烈并也。后唐李存勖之不得为正统者，何也？曰：存勖本非李而赐姓李，其与吕秦、牛晋不甚相远，故亦不得与昭烈并也。南唐李昪之亦不得继唐而为正统者，何也？曰：世远代遐，亦裕与知远者比，故亦不得与昭烈并也。南唐李升不得继唐而为正统，南宋高宗独得继宋而为正统者，何也？高宗立太祖之后为后，以延宋祚于不绝，故正统归焉。夫以高宗之杀岳飞、用秦桧，全不以二圣为念，作史者尚以其延宋祚而归之以正统，况昭烈之君臣同心、誓讨汉贼者乎？则昭烈之为正统，愈无疑也。陈寿之《志》未及辨此，余故折衷于紫阳《纲目》，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。 古史甚多，而人独贪看《三国志》者，以古今人才之聚，未有盛于三国者也。观才与不才敌不奇，观才与才敌则奇；观才与才敌，而一才又遇众才之匹不奇，观才与才敌，而众才尤让一才之胜则更奇。吾以为《三国》有三奇，可称三绝：诸葛孔明一绝也，关云长一绝也，曹操亦一绝也。历稽载籍，贤相林立，而名高万古者，莫如孔明。其处而弹琴抱膝，居然隐士风流；出而羽扇纶巾，不改雅度。在草庐之中，而识三分天下，则达乎天时；承顾命之重，而至六出祁山，则尽乎人事。七擒八阵，木牛流马，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；鞠躬尽瘁，志决身歼，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。比管乐则过之，比伊吕则兼之，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。历稽载籍，名将如云，而绝伦超群者，莫如云长。青史对青灯，则极其儒雅；赤心如赤面，则极其英灵。秉烛达旦，人传其大节；单刀赴会，世服其神威。独行千里，报主之志坚；义释华容，酬恩之谊重。作事如青天白日，待人如霁月光风。心则赵抃焚香告帝之心，而磊落过之；意则阮籍白眼傲物之意，而严正过之：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。历稽载籍，奸雄接踵，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，莫如曹操。听荀彧勤王之说，而自比周文，则有似乎忠；黜袁术僭号之非，而愿为曹侯，则有似乎顺；不杀陈琳而爱其才，则有似乎宽；不追关公以全其志，则有似乎义。王敦不能用郭璞，而操之得士过之；桓温不能识王猛，而操之知人过之。李林甫虽能制禄山，不如操之击乌桓于塞外；韩侂胄虽能贬秦桧，不若操之讨董卓于生前。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，异于王莽之显然弑君；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儿，胜于刘裕之急欲篡晋：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。有此三奇，乃前后史之所绝无者。故读遍诸史，而愈不得不喜读《三国志》也。 三国之有三绝，固已。然吾自三绝而外，更遍观乎三国之前、三国之后，问有运筹帷幄，如徐庶、庞统者乎？问有行军用兵，如周瑜、陆逊、司马懿者乎？问有料人料事，如郭嘉、程昱、荀彧、贾诩、步骘、虞翻、顾雍、张昭者乎？问有武功将略迈等越伦，如张飞、赵云、黄忠、严颜、张辽、徐晃、徐盛、朱桓者乎？问有冲锋陷阵骁锐莫当，如马超、马岱、关兴、张苞、许褚、典韦、张合、夏侯惇、黄盖、周泰、甘宁、太史慈、丁奉者乎？问有两才相当、两贤相遇，如姜维、邓艾之智勇悉敌，羊祜、陆抗之从容互镇者乎？至于道学则马融、郑玄，文藻则蔡邕、王粲，颖捷则曹植、杨修，蚤慧则诸葛恪、钟会，应对则秦宓、张松，舌辩则李恢、阚泽，不辱君命则赵咨、邓芝，飞书驰檄则陈琳、阮瑀，治烦理剧则蒋琬、董允，扬誉蜚声则马良、荀爽，好古则杜预，博物则张华，求之别籍，俱未易一一见也。乃若知贤则有司马徽之哲，励操则有管宁之高，隐居则有崔州平、石广元、孟公威之逸，忤奸则有孔融之正，触邪则有赵彦之直，斥恶则有祢衡之豪，骂贼则有吉平之壮，殉国则有董承、伏完之贤，捐生则有耿纪、韦晃之节。子死于父，则有刘谌、关平之孝；臣死于君，则有诸葛瞻、诸葛尚之忠；部曲死于主帅，则有赵累、周仓之义。其他早计如田丰，苦口如王累，矢贞如沮授，不屈如张任，轻财笃友如鲁肃，事主不二心如诸葛瑾，不畏强御如陈泰，视死如归如王经，独存介性如司马孚，炳炳磷磷，照耀史册。殆举前之丰沛三杰、商山四皓、云台诸将、富春客星，后之瀛洲学士、麟阁功臣、杯酒节度、柴市宰相，分见于各朝之千百年者，奔合辎凑于三国之一时，岂非人才一大都会哉！入邓林而选名材，游玄圃而见积玉，收不胜收，接不暇接，吾于《三国》有观止之叹矣。 《三国》一书，乃文章之最妙者。叙三国，不自三国始也，三国必有所自始，则始之以汉帝。叙三国，不自三国终也，三国必有所言终，则终之以晋国。而不但此也，刘备以帝胄而缵统，则有宗室如刘表、刘璋、刘繇、刘辟等以陪之；曹操以强臣而专制，则有废立如董卓，乱国如李傕、郭汜以陪之。孙权以方侯而分鼎，则有僭号如袁术，称雄如袁绍，割据如吕布、公孙瓒、张杨、张邈、张鲁、张绣等以陪之。刘备、曹操，于第一回出名，而孙权则于第七回方出名。曹氏之定许都，在第十一回；孙氏之定江东，在第十二回；而刘氏之取西川，则在第六十回后。假令今人作稗官，欲平空拟一《三国》之事，势必劈头便叙三人，三人便各据一国，有能如是之统乎其前、出乎其后，多方以盘旋乎其左右者哉？古事所传，天然有此等波澜，天然有此等层折，以成绝世妙文。然则读《三国》一书，诚胜读稗官万万耳。 若论三国开基之主，人尽知为刘备、孙权、曹操也，而不知其间各有不同。备与操皆自我身而创业，而孙权则籍父兄之力，其不同者一。备与权皆及身而为帝，而操则不自为而待之于其子孙，其不同者二。三国之称帝也，惟魏独早，而蜀则称帝于曹操已死、曹丕已立之馀，吴则称帝于刘备已死、刘禅已立之后，其不同者三。三国之相持也，吴为蜀之邻，魏为蜀之雠；蜀与吴有和有战，而蜀与魏则有战无和；吴与蜀则和多于战，吴与魏则战多于和，其不同者四。三国之传也，蜀止二世，魏则自丕及奂凡五主，吴则自权及皓凡四主，其不同者五。三国之亡也，吴居其后，而蜀先之，魏次之。魏则见夺于其臣，吴、蜀则见并于其敌，其不同者六。不宁惟是，策之与权，则兄终而弟及；丕之与植，则舍弟而立兄；备之与禅，则父为帝而子为虏；操之与丕，则父为臣而子为君：可谓参差错落，变化无方者矣。今之不善画者，虽使绘两人，亦必彼此同貌。今之不善歌者，即使唱两调，亦必前后同声。文之合掌，往往类是。古人本无雷同之事，而今人好为雷同之文。则何不取余所批《三国志》而读之？ 《三国》一书，总起总结之中，又有六起六结。其叙献帝，则以董卓废立为一起，以曹丕篡夺为一结；其叙西蜀，则以成都称帝为一起，而以绵竹出降为一结；其叙刘、关、张三人，则以桃园结义为一起，而以白帝托孤为一结。其叙诸葛亮，则以三顾草庐为一起，而以六出祁山为一结；其叙魏国，则以黄初改元为一起，而以司马受禅为一结；其叙东吴，则以孙坚匿玺为一起，而以孙皓衔璧为一结。凡此数段文字，联络交互于其间，或此方起而彼已结，或此未结而彼又起。读之不见其断续之迹，而按之则自有章法之可知也。 《三国》一书，有追本穷源之妙。三国之分，由于诸镇之角立。诸镇角立，由于董卓之乱国。董卓乱国，由于何进之召外兵。何进召外兵，由于十常侍之专政。故叙三国，必以十常侍为之端也。然而刘备之初起，不即在诸镇之内，而尚在草泽之间。夫草泽之所以有英雄聚义，而诸镇之所以缮修兵革者，由于黄巾之作乱。故叙三国，又必以黄巾为之端也。乃黄巾未作，则有上天垂灾异以警戒之，更有忠谋智计之士直言极谏以预料之。使当时为之君者，体天心之仁爱，纳良臣之谠论，断然举十常侍而迸斥焉，则黄巾可以不作，草泽英雄可以不起，诸镇之兵革可以不修，而三国可以不分矣。故叙三国而追本于桓、灵，犹河源之有星宿海云。 《三国》一书，有巧收幻结之妙。设令魏而为蜀所并，此人心之所甚愿也。设令蜀亡而魏得一统，此人心之所大不平也。乃彼苍之意，不从人心所甚愿，而亦不出于人心之所大不平，特假手于晋以一之，此造物者之幻也。然天既不祚汉，又不予魏，则何不假手于吴，而必假手于晋乎？曰：魏固汉贼也，吴尝害关公，夺荆州，助魏以攻蜀，则亦汉贼也。若晋之夺魏，有似乎为汉报雠也者，则与其一之以吴，无宁一之以晋也。且吴为魏敌，而晋为魏臣；魏以臣弑君，而晋即如其事以报之，可以为戒于天下后世，则使魏而见并于其敌，不若使之见并于其臣之为快也，是造物者之巧也。幻既出人意外，巧复在人意中，造物者可谓善于作文矣。今人下笔，必不能如此之幻、如此之巧，然则读造物自然之文，而又何必读今人臆造之文乎哉！ 《三国》一书，有以宾衬主之妙。如将叙桃园兄弟三人，先叙黄巾兄弟三人：桃园其主也，黄巾其宾也。将叙中山靖王之后，先叙鲁恭王之后：中山靖王其主也，鲁恭王其宾也。将叙何进，先叙陈蕃、窦武：何进其主也，陈蕃、窦武其宾也。叙刘、关、张及曹操、孙坚之出色，并叙各镇诸侯之无用：刘备、曹操、孙坚其主也，各镇诸侯其宾也。刘备将遇诸葛亮，而先遇司马徽、崔州平、石广元、孟公威等诸人：诸葛亮其主也，司马徽诸人其宾也。诸葛亮历事两朝，乃又有先来即去之徐庶、晚来先死之庞统：诸葛亮其主也，而徐庶、庞统又其宾也。赵云先事公孙瓒，黄忠先事韩玄，马超先事张鲁，法正、严颜先事刘璋，而后皆归刘备：备其主也，公孙瓒、韩玄、张鲁、刘璋其宾也。太史慈先事刘繇，后归孙策，甘宁先事黄祖，后归孙权；张辽先事吕布，徐晃先事杨奉，张合先事袁绍，贾诩先事李傕、张绣，而后皆归曹操：孙、曹其主也，刘繇、黄祖、吕布、杨奉等诸人其宾也。代汉当涂之谶，本应在魏，而袁公路谬以自许：魏其主也，袁公路其宾也。三马同槽之梦，本应在司马氏，而曹操误以为马腾父子：司马氏其主也，马腾父子其宾也。受禅台之说，李肃以赚董卓，而曹丕即真焉，司马炎又即真焉：曹丕，司马炎其主也，董卓其宾也。且不独人有宾主也，地亦有之。献帝自洛阳迁长安，又自长安迁洛阳，而终乃迁于于许昌：许昌其主也，长安、洛阳皆宾也。刘备失徐州，而得荆州：荆州其主也，徐州其宾也。及得两川，而复失荆州：两川其主也，而荆州又其宾也。孔明将北伐中原，而先南定蛮方，意不在蛮方而在中原：中原其主也，蛮方其宾也。抑不独地有宾主也，物亦有之。李儒持鸩酒、短刀、白练以贻帝辩：鸩酒其主也，短刀、白练其宾也。许田打围，将叙曹操射鹿，先叙玄德射兔：鹿其主也，兔其宾也。赤壁鏖兵，将叙孔明借风，先叙孔明借箭：风其主也，箭其宾也。董承受玉带，陪之以锦袍：带其主也，袍其宾也。关公拜受赤兔马，而陪之以金印、红袍诸赐：马其主也，金印等其宾也。曹操掘地得铜雀，而陪之以玉龙、金凤：雀其主也，龙、凤其宾也。诸如此类，不可悉数。善读是书者，可于此悟文章宾主之法。 《三国》一书，有同树异枝、同枝异叶、同叶异花、同花异果之妙。作文者以善避为能，又以善犯为能。不犯之而求避之，无所见其避也；惟犯之而后避之，乃见其能避也。如纪宫掖，则写一何太后，又写一董太后；写一伏皇后，又写一曹皇后；写一唐贵妃，又写一董贵人；写甘、糜二夫人，又写一孙夫人，又写一北地王妃；写魏之甄后、毛后，又写一张后：而其间无一字相同。纪戚畹，则何进之后，写一董承，董承之后，又写一伏完；写一魏之张缉，又写一吴之钱尚：而其间亦无一字相同。写权臣，则董卓之后，又写李傕、郭汜；傕、汜之后，又写曹操；曹操之后，又写一曹丕；曹丕之后，又写一司马懿；司马懿之后，又并写一师、昭兄弟；师、昭之后，又继写一司马炎，又旁写一吴之孙綝：而其间亦无一字相同。其他叙兄弟之事，则袁谭与袁尚不睦、刘琦与刘琮不睦，曹丕与曹植亦不睦，而谭与尚皆死，琦与琮一死一不死，丕与植皆不死，不大异乎！叙婚姻之事，则如董卓求婚于孙坚，袁术约婚于吕布，曹操约婚于袁谭，孙权结婚于刘备、又求婚于云长，而或绝而不许，或许而复绝，或伪约而反成，或真约而不就，不大异乎？至于王允用美人计，周瑜亦用美人计，而一效一不效，则互异；卓、布相恶，傕、汜亦相恶，而一靖一不靖，则互异。献帝有两番密诏，则前隐而后彰；马腾亦有两番讨贼，则前彰而后隐：此其不同者矣。吕布有两番弑父，而前动于财，后动于色；前则以私灭公，后则假公济私，此又其不同者矣。赵云有两番救主，而前救于陆，后救于水；前则受之主母之手，后则夺之主母之怀：此又其不同者矣。若夫写水不止一番，写火亦不止一番。曹操有下邳之水，又有冀州之水；关公有白河之水，又有罾口川之水。吕布有濮阳之火，曹操有乌巢之火，周郎有赤壁之火．陆逊有猇亭之火，徐盛有南徐之火，武侯有博望、新野之火，又有盘蛇谷、上方谷之火：前后曾有丝毫相犯否？甚者孟获之擒有七，祁山之出有六，中原之伐有九，求其一字之相犯而不可得。妙哉文乎！譬犹树同是树，枝同是枝，叶同是叶，花同是花，而其植根、安蒂、吐芳、结子，五色纷披，各成异采。读者于此，可悟文章有避之一法，又有犯之一法也。 《三国》一书，有星移斗转、雨覆风翻之妙。杜少陵诗曰：「天上浮云如白衣，斯须改变成苍狗。」此言世事之不可测也。《三国》之文，亦犹是尔。本是何进谋诛宦官，却弄出宦官杀何进，则一变；本是吕布助丁原，却弄出吕布杀丁原，则一变；本是董卓结吕布，却弄出吕布杀董卓，则一变；本是陈宫释曹操，却弄出陈宫欲杀曹操，则一变；陈宫未杀曹操，反弄出曹操杀陈官，则一变；本是王允不赦傕、汜，却弄出傕、汜杀王允，则一变；本是孙坚与袁术不睦，却弄出袁术致书于孙坚，则一变；本是刘表求救于袁绍，却弄出刘表杀孙坚，则一变；本是昭烈从袁绍以讨董卓，却弄出助公孙瓒以攻袁绍，则一变；本是昭烈救徐州，却弄出昭烈取徐州，则一变；本是吕布投徐州，却弄出吕布夺徐州，则一变；本是吕布攻昭烈，却弄出吕布迎昭烈，则一变；本是吕布绝袁术，又弄出吕布求袁术，则一变；本是昭烈助吕布以讨袁术，又弄出助曹操以杀吕布，则一变；本是昭烈助曹操，又弄出昭烈讨曹操，则一变；本是昭烈攻袁绍，又弄出昭烈投袁绍，则一变；本是昭烈助袁绍以攻曹操，又弄出关公助曹操以攻袁绍，则一变；本是关公寻昭烈，又弄出张飞欲杀关公，则一变；本是关公许田欲杀曹操，又弄出华客道放曹操，则一变；本是曹操追昭烈，又弄出昭烈投东吴以破曹操，则一变；本是孙权雠刘表，又弄出鲁肃吊刘表、又吊刘琦，则一变；本是孔明助周郎，却弄出周郎欲杀孔明，则一变；本是周郎欲害昭烈，却弄出孙权结婚昭烈，则一变；本是用孙夫人牵制昭烈，却弄出孙夫人助昭烈，则一变；本是孔明气死周郎，又弄出孔明哭周郎，则一变；本是昭烈不受刘表荆州，却弄出昭烈借荆州，则一变；本是刘璋欲结曹操，却弄出迎昭烈，则一变；本是刘璋迎昭烈，却弄出昭烈夺刘璋，则一变；本是昭烈分荆州，又弄出吕蒙袭荆州，则一变；本是昭烈破东吴，又弄出陆逊败昭烈，则一变；本是孙权求救于曹丕，却弄出曹丕欲袭孙权，则一变；本是昭烈雠东吴，又弄出孔明结好东吴，则一变；本是刘封听孟达，却弄出刘封攻孟达，则一变；本是孟达背昭烈，又弄出孟达欲归孔明，则一变；本是马腾与昭烈同事，又弄出马超攻昭烈，则一变；本是马超救刘璋，却弄出马超投昭烈，则一变；本是姜维敌孔明，却弄出姜维助孔明，则一变；本是夏侯霸助司马懿，却弄出夏侯霸助姜维，则一变；本是钟会忌邓艾，却弄出卫瓘杀邓艾，则一变；本是姜维赚钟会，却弄出诸将杀钟会，则一变；本是羊祜和陆抗，却弄出羊祜请伐孙皓，则一变；本是羊祜请伐吴，却弄出一杜预，又弄出一王浚，则一变。论其呼应有法，则读前卷定知其有后卷；论其变化无方，则读前文更不料其有后文。于其可知，见《三国》之文之精；于其不可料，更见《三国》之文之幻矣。 《三国》一书，有横云断岭、横桥锁溪之妙。文有宜于连者，有宜于断者。如五关斩将、三顾草庐、七擒孟获，此文之妙于连者也。如三气周瑜、六出祁山、九伐中原，此文之妙于断者也。盖文之短者，不连叙则不贯串，文之长者，连叙则惧其累坠，故必叙别事以间之，而后文势乃错综尽变。后世稗官家，鲜能及此。 《三国》一书，有将雪见霰、将雨闻雷之妙。将有一段正文在后，必先有一段闲文以为之引。将有一段大文在后，必先有一段小文以为之端。如将叙曹操濮阳之火，先写糜竺家中之火一段闲文以启之；将叙孔融求救于昭烈，先写孔融通刺于李弘一段闲文以启之；将叙赤壁纵火一段大文，先写博望、新野两段小文以启之；将叙六出祁山一段大文，先写七擒孟获一段小文以启之是也。鲁人将有事于上帝，必先有事于頖宫。文章之妙，正复类是。 《三国》一书，有浪后波纹、雨后霢霢之妙。凡文之奇者，文前必有先声，文后亦必有馀势。如董卓之后，又有从贼以继之；黄巾之后，又有馀党以衍之；昭烈三顾草庐之后，又有刘琦三请诸葛一段文字以映带之；武侯出师一段大文之后，又有姜维伐魏一段文字以荡漾之是也。诸如此类，皆他书中所未有。 《三国》一书，有寒冰破热、凉风扫尘之妙。如关公五关斩将之时，忽有镇国寺内遇普静长老一段文字；昭烈跃马檀溪之时，忽有水镜庄上遇司马先生一段文字；孙策虎踞江东之时，忽有遇于吉一段文字；曹操进爵魏王之时，忽有遇左慈一段文字；昭烈三顾草庐之时，忽有遇崔州平席地闲谈一段文字；关公水淹七军之后，忽有玉泉山月下点化一段文字。至于武侯征蛮，而忽逢孟节；陆逊追蜀，而忽遇黄承彦；张任临敌，而忽间紫虚丈人：昭烈伐吴，而忽问青城老叟：或僧、或道、或隐士、或高人，俱于极喧闹中求之，真足令人躁思顿清，烦襟尽涤。 《三国》一书，有笙箫夹鼓、琴瑟间钟之妙。如正叙黄巾扰乱，忽有何后、董后两宫争论一段文字；正叙董卓纵横，忽有貂蝉凤仪亭一段文字；正叙傕、汜倡狂，忽有杨彪夫人与郭汜之妻来往一段文字；正叙下邳交战，忽有吕布送女、严氏恋夫一段文字；正叙冀州厮杀，忽有袁谭失妻、曹丕纳妇一段文字；正叙荆州事变，忽有蔡夫人商议一段文字；正叙赤壁鏖兵，忽有曹操欲取二乔一段文字；正叙宛城交攻，忽有张济妻与曹操相遇一段文字；正叙赵云取桂阳，忽有赵范寡嫂敬酒一段文字；正叙昭烈争荆州，忽有孙权亲妹洞房花烛一段文字；正叙孙权战黄祖，忽有孙翊妻为夫报雠一段文字；正叙司马懿杀曹爽，忽有辛宪英为弟画策一段文字。至于袁绍讨曹操之时，忽带叙郑康成之婢；曹操救汉中之日，忽带叙蔡中郎之女：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人但知《三国》之文是叙龙争虎斗之事，而不知为凤为鸾、为莺为燕，篇中有应接不暇者。令人于干戈队里里，时见红裙；旌旗影中，常睹粉黛：殆以豪士传与美人传合为一书矣。 《三国》一书，有隔年下种、先时伏着之妙。善圃者投种于地，待时而发；善奕者下一闲著着于数十著之前，而其应在数十著之后。文章叙事之法，亦犹是已。如西蜀刘璋乃刘焉之子，而首回将叙刘备，先叙刘焉，早为取西川伏下一笔。又于玄德破黄巾时，并叙曹操，带叙董卓，早为董卓乱国、曹操专权伏下一笔。赵云归昭烈在古城聚义之时，而昭烈之遇赵云，早于磐河战公孙时伏下一笔。马超归昭烈在葭萌战张飞之后，而昭烈之与马腾同事，早于受衣带诏时伏下一笔。庞统归昭烈在周郎既死之后，而童子述庞统姓名，早于水镜庄前伏下一笔。武侯叹「谋事在人、成事在天」在上方谷火灭之后，而司马徽「未遇其时」之语，崔州平「天不可强」之言，早于三顾草庐前伏下一笔。刘禅帝蜀四十馀年而终，在一百十回之后，而鹤鸣之兆，早于新野初生时伏下一笔。姜维九伐中原在一百五回之后，而武侯之收姜维，早于初出祁山时伏下一笔。姜维与邓艾相遇，在三伐中原之后，姜维与钟会相遇，在九伐中原之后，而夏侯霸述两人姓名，早于未伐中原时伏下一笔。曹丕篡汉，在八十回中，而青云紫云之祥，早于三十三回之前伏下一笔。孙权僭号，在八十五回后，而吴夫人梦日之兆，早于三十八回中伏下一笔。司马篡魏，在一百十九回，而曹操梦马之兆，早于五十七回中伏下一笔。自此而外，凡伏笔之处，指不胜屈。每见近世稗官家，一到扭捏不来之时，便平空生出一人，无端造出一事，觉后文与前文隔断，更不相涉。试令读《三国》之文，能不汗颜？ 《三国》一书，有添丝补锦、移针匀绣之妙。凡叙事之法，此篇所阙者补之于彼篇，上卷所多者匀之于下卷。不但使前文不沓拖，而亦使后文不寂寞；不但使前事无遗漏，而又使后事增渲染：此史家妙品也。如吕布取曹豹之女，本在未夺徐州之前，却于困下邳时叙之；曹操望梅止渴，本在击张绣之日，却于青梅煮酒时叙之；管宁割席分坐，本在华歆未仕之前，却于破壁取后时叙之；吴夫人梦月，本在将生孙策之前，却于临终遗命时叙之；武侯求黄氏为配，本在未出草庐之前，却于诸葛瞻死难时叙之。诸如此类，亦指不胜屈。前能留步以应后，后能回照以应前，令人读之，真一篇如一句。 《三国》一书，有近山浓抹、远树轻描之妙。画家之法，于山与树之近者，则浓之重之；于山与树之远者，则轻之淡之。不然，林麓迢遥，峰岚层叠，岂能于尺幅之中，一一而详绘之乎？作文亦犹是已。如皇甫嵩破黄巾，只在朱隽一边打听得来；袁绍杀公孙瓒，只在曹操一边打听得来；赵云袭南郡，关、张袭两郡，只在周郎眼中耳中得来；昭烈杀杨奉、韩暹，只在昭烈口中叙来；张飞夺古城，在关公耳中听来；简雍投袁绍，在昭烈口中说来。至若曹丕三路伐吴而皆败，一路用实写，两路用虚写；武侯退曹丕五路之兵，惟遣使入吴用实写，其四路皆虚写。诸如此类，又指不胜屈。只一句两句，正不知包却几许事情，省却几许笔墨。 《三国》一书，有奇峰对插、锦屏对峙之妙。其对之法，有正对者，有反对者，有一卷之中自为对者，有隔数十卷而遥为对者。如昭烈则自幼便大，曹操则自幼便奸。张飞则一味性急，何进则一味性慢。议温明是董卓无君，杀丁原是吕布无父。袁绍磐河之战，胜败无常；孙坚岘山之役，生死不测。马腾勤王室而无功，不失为忠；曹操报父雠而不果，不得为孝。袁绍起马步三军而复回，是力可战而不断；昭烈擒王、刘二将而复纵，是势不敌而从权。孔融荐祢衡，是《缁衣》之好；祢衡骂曹操，是《巷伯》之心。昭烈遇德操，是无意相遭；单福过新野，是有心来谒。曹丕苦逼生曹植，是同气戈矛；昭烈痛哭死关公，是异姓骨肉。火熄上方谷，是司马之数当生；灯灭五丈原，是诸葛之命当死。诸如此类，或正对，或反对，皆一回之中而自为对者也。如以国戚害国戚，则有何进；以国戚荐国戚，则有伏完。李肃说吕布，则以智济其恶；王允说吕布，则以巧行其忠。张飞失徐州，则以饮酒误事；吕布陷下邳，则以禁酒受殃。关公饮鲁肃之酒，是一片神威；羊祜饮陆抗之酒，是一团和气。孔明不杀孟获，是仁者之宽；司马懿必杀公孙渊，是奸雄之刻。关公义释曹操，是报其德于前；翼德义释严颜，是收其用于后。武侯不用子午谷之计，是慎谋以图全；邓艾不惧阴平岭之危，是行险以徼幸。曹操有病，陈琳一骂便好；王郎无病，孔明一骂便亡。孙夫人好甲兵，是女中丈夫；司马懿受巾帼，是男中女子。八日而取上庸，则以速而神；百日而取襄平，则以迟而胜。孔明屯田渭滨，是进取主谋，姜维屯田沓中，是退避之计。曹操受汉之九锡，是操之不臣；孙权受魏之九锡，是权之不君。曹操射鹿，义乖于君臣；曹丕射鹿，情动于母子。杨仪、魏延，相争于班师之日；邓艾、钟会，相忌在用兵之时。姜维欲继孔明之志，人事逆乎天心；杜预能承羊祜之谋，天时应乎人力。诸如此类，或正对，或反对，皆不在一回之中，而遥相为对者也。诚于此较量而比观焉，岂不足快读古之胸，而长尚论之识！ 《三国》一书，有首尾大照应、中间大关锁处。如首回以十常侍为起，而末回有刘禅之宠中贵以结之，又有孙皓之宠中贵以双结之，此一大照应也。又如首回以黄巾妖术为起，而末回有刘禅之信师婆以结之，又有孙皓之信师婆以双结之，此一大照应也。照应既在首尾，而中间百馀回之内若无有与前后相关合者，则不成章法矣。于是有伏完之托黄门寄书、孙亮之察黄门盗蜜以关合前后，又有李傕之喜女巫、张鲁之用左道以关合前后。凡若此者，皆天造地设，以成全篇之结构者也。然犹不止此也，作者之意，自宦官、妖术而外，尤重在严诛乱臣贼子，以自附于《春秋》之义，故书中多录讨贼之忠，纪弑君之恶。而首篇之末，则终之以张飞之勃然欲杀董卓；末篇之末，则终之以孙皓之隐然欲杀贾充。由此观之，虽曰演义，直可继麟经而无愧耳。 《三国》叙事之佳，直与《史记》仿佛；而其叙事之难，则有倍难于《史记》者。《史记》各国分书，各人分载，于是有本纪、世家、列传之别。今《三国》则不然，殆合本纪、世家、列传而总成一篇。分则文短而易工，合则文长而难好也。 读《三国》胜读《列国志》。夫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，诚文章之最佳者，然左氏依经而立传，经既逐段各自成文，传亦逐段各自成文，不相联属也。《国语》则离经而自为一书，可以联属矣，究竟《周语》、《鲁语》、《晋语》、《郑语》、《齐语》、《楚语》、《吴语》、《越语》，八国分作八篇，亦不相联属也。后人合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而为《列国志》，因国多事烦，其段落处到底不能贯串。今《三国演义》，自首至尾读之，无一处可断，其书又在《列国志》之上。 读《三国》胜读《西游记》。《西游》捏造妖魔之事，诞而不经，不若《三国》实叙帝王之事，真而可考也。且《西游》好处，《三国》已皆有之。如哑泉、黑泉之类，何异子母河、落胎泉之奇。朵思大王、木鹿大王之类，何异牛魔、鹿力、金角、银角之号？伏波显圣，山神指迷之类，何异南海观音之救？只一卷汉相南征记，便抵得一部《西游记》矣。至于前而镇国寺，后而玉泉山，或目视戒刀，脱离火厄，或望空一语，有同棒喝：岂必诵「灵台方寸」、「斜月三星」之文，乃悟禅心乎哉！ 读《三国》胜读《水浒传》。《水浒》文字之真，虽较胜《西游》之幻，然无中生有、任意起灭，其匠心不难，终不若《三国》叙一定之事，无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为难也。且三国人才之盛，写来各各出色，又有高出于吴用、公孙胜等万万者。吾谓「才子书」之目，宜以《三国演义》为第一。
唐子曰：“大清有天下，仁矣。自秦以来，凡为帝王者皆贼也。”妻笑曰：“何以谓之贼也？”曰：“今也有负数匹布或担数斗粟而行于涂者，或杀之而有其布粟，是贼乎，非贼乎？”曰：“是贼矣。” 唐子曰：“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，犹谓之贼；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，而反不谓之贼乎？三代以后，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，然高帝屠城阳，屠颍阳，光武帝屠城三百。使我而事高帝，当其屠城阳之时，必痛哭而去之矣；吾不忍为之臣也。” 妻曰：“当大乱之时，岂能不杀一人而定天下？”唐子曰：“定乱岂能不杀乎？古之王者，有不得已而杀者二：有罪，不得不杀；临战，不得不杀。有罪而杀，尧舜之所不能免也；临战而杀，汤武之所不能免也；非是，奚以杀为？若过里而墟其里，过市而窜其市，入城而屠其城，此何为者？大将杀人，非大将杀之，天子实杀之；裨将杀人，非裨将杀之，天子实杀之；卒伍杀人，非卒伍杀之，天子实杀之；官吏杀人，非官吏杀之，天子实杀之。杀人者众手，实天子为之大手。天下既定，非攻非战，百姓死于兵与因兵而死者十五六。暴骨未收，哭声未绝，目眦未干，于是乃服衮冕，乘法驾，坐前殿，受朝贺，高官室，广苑囿，以贵其妻妾，以肥其子孙，彼诚何心而忍享之？若上使我治杀人之狱，我则有以处之矣。匹夫无故而杀人，以其一身抵一人之死，斯足矣；有天下者无故而杀人，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。是何也？天子者，天下之慈母也，人所仰望以乳育者也，乃无故而杀之，其罪岂不重于匹夫？”
群臣奏入，下于有司；公卿集议，复奏行之。其所行者，著为故事，因时增易，百职准以决事。自汉以来皆然，舍是无以为政。然有治不治者，以实则治，以文则不治。若徒以文也，譬之优偶之戏，衣冠言貌，陈事辨理，无不合度，而岂其实哉！
为人在世莫嗜懒，嗜懒之人才智短。百事由懒做不成，临老噬脐悲已晚。士而懒，终身布衣不能换；农而懒，食不充肠衣不暖；工而懒，积聚万贯成星散。又不见，人生天地惟在勤，原勤之本在乎心。若能自强而不息，先须抖擞己精神。士而勤，万里青云可致身；农而勤，盈盈仓廪成红陈；工而勤，巧手超群能动人；商而勤，腰中常缠千万金。噫嘻噫嘻复噫嘻，只在勤兮与懒兮。丈夫志气掀天地，拟上百尺竿头立。百尺竿头立不难，一勤天下无难事。
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，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。廉则吏不敢慢，公则民不敢欺。公生明，廉生威。
俭则约，约则百善俱兴；侈则肆，肆则百恶俱纵。
上世结绳而治，自伏羲画八卦，而文字兴焉。故前人作字，谓之字画，画分也，界限也。尔雅释地：涂出其右而还之，画邱。注言：为道所规画。释名：道出其右曰画邱，人尚右，凡有指画，皆尚右。故用右手画字。或篆，或隶，或楷，或行，或草，皆当不忘画字之义；为横、为竖、为波、为磔、为钩、为，当永守画字之法。盖画则笔无不直，笔无不圆，而字之千变万化，穷工极巧，从此出焉。乃后人不曰画字，而曰写字。写有二义。说文：“写，置物也。”韵书：写，输也。置者，置物之形；输者，输我之心。两义并不相悖，所以字为心画。若仅能置物之形，而不能输我之心，则画字、写字之义，两失之矣。无怪书道不成也。 字画本自同工，字贵写，画亦贵写，以书法透入于画，而画无不妙；以画法参入于书，而书无不神。故曰：善书者必善画。善画者亦必善书。自来书画兼擅者，有若米襄阳，有若倪云林，有若赵松雪，有若沈石田，有若文衡山，有若董思白。其书其画，类能运用一心，贯串道理，书中有画，画中有书，非若后人之拘形迹以求书，守格辙以求画也。米元章谓：东坡为画字。自谓刷字。此不过前人等而上之，精益求精之语，非谓不能写字，而竟同剔刷成字，描画成字也。自桧以下无讥。后之作书者欲求苏、米之刷字、画字，不可得矣。 书法在用笔，用笔贵用锋。用锋之说吾闻之矣，或曰正锋，或曰中锋，或曰藏锋，或曰出锋，或曰侧锋，或曰扁锋。知书者有得于心，言之了了，知而不知者各执一见，亦复言之津津，究竟聚讼纷纭，指归莫定，所以然者，因前人指示后学要言不烦，未尝倾筐倒箧而出之。后人摹仿前贤，一知半解，未能穷追极究而思之也。余尝辨之，试详言之：所谓中锋者，自然要先正其笔。柳公权曰：心正则笔正，笔正则锋易于正。中锋即是正锋，自不必说。而余则偏有说焉，笔管以竹为之，本是直而不曲，其性刚，欲使之正，则竟正。笔头以毫为之，本是易起易倒，其性柔，欲使之正，却难保其不偃。倘无法以驱策之，则笔管坚而笔头已卧，可谓之中锋乎？又或极力把持，收其锋于笔尖之内，贴毫根于纸素之上，如以箸头画字一般，是笔则正矣、中矣，然锋已无矣，尚得谓之锋乎？或曰：此藏锋法也。试问所谓藏锋者，藏锋于笔头之内乎？抑藏锋于字画之内乎？必有爽然失、恍然悟者。第藏锋画内之说，人亦知之。知之而谓惟藏锋乃是中锋，中锋无不藏锋，则又有未尽然也。盖藏锋、中锋之法，如匠人钻物，然下手之始四面展动，乃可入木三分。既定之后，则钻已深入，然后持之以正。字法亦然。能中锋自能藏锋，如锥画沙，如印印泥，正谓此也，然笔锋所到收处、结处、掣笔映带处，亦正有出锋者。字锋出，笔锋亦出。笔锋虽出，而仍是笔尖之锋，则藏锋、出锋皆谓之中锋，不得专以藏锋为中锋也。至侧锋之法，则以侧势取其利导，古人间亦有之。若俗笔笔正锋，则有意于正势，必至无锋而后止。欲笔笔侧笔，则有意于侧势，必至扁锋而后止。琴瑟专一，谁能听之？其理一也。画家皴石之法，三面皆锋，须以侧锋为之。笔锋出，则石锋乃出。若竟横卧其笔，则一片模糊，不成其为石矣。总之，作字之法，先使腕灵笔活，凌空取势，沈著痛快，淋漓酣畅，纯任自然，不可思议，能将此笔正用、侧用、顺用、重用、轻用、虚用、实用、擒得定，纵得出，遒得紧，拓得开，浑身都是解数，全仗笔尖毫末锋芒指使，乃为合拍。钝根人胶柱鼓瑟，刻舟求剑，以团笔为中锋，以扁笔为侧锋，犹斤斤曰：若者中锋，若者偏锋，若者是，若者不是。纯是梦呓！故知此事虽藉人功，亦关天分，道中、道外，自有定数，一艺之细，尚索解人而不得。噫，难矣！ 用墨之法，浓欲其活，淡欲其华。活与华非墨宽不可，古砚微凹聚墨多，可想见古人意也。濡染大笔何淋漓，淋漓二字，正有讲究。濡染亦自有法。作书时须通开其笔，点入砚池，如篙之点水，使墨从笔尖入，则笔酣而墨饱，挥洒之下，使墨从笔尖出，则墨浥而笔凝。杜诗云：元气淋漓障犹湿。古人字画流传久远之后，如初脱手光景，精气神采不可磨灭。不善用墨者浓则易枯，淡则近薄，不数年间已淹淹无生气矣。不知用笔，安知用墨？此事难为俗工道也。 凡作书不可信笔，董思翁尝言之。盖以信笔，则中无主宰，波画易偃故也。吾谓信笔固不可太矜意，亦不可意为。笔蒙则意阑，笔为意拘，则笔死。要使我顺笔性，笔随我势，两相得，则两相融。而字之妙处，从此出矣。 字有一定步武、一定绳尺，不必我去造作。右军书因物付物，纯任自然，到得自然之极，自能变化从心，涵盖万有，宜其俎豆千秋也。 取法乎上，仅得乎中，人人言之。然天下最上的境界，人人要到，却非人人所能到，看天分做去。天分能到，则竟到矣。天分不能到，到得那将上的地步，偏拦住了，不使你上去。此即学问止境也。但天分虽有止境，而学者用功断不能自画，自然要造到上层为是。惟所造之境，须循序渐进，如登梯然，得一步、进一步。画曰：若升高必自下。言不容躐等也。今之讲字学者，初学执笔，便高谈晋、唐，满口羲、献；稍得形模，即欲追踪汉、魏，不但苏、黄、米、蔡不在意中，即欧、虞、褚、薛以上，溯羲、献犹以为不足，真可谓探本穷源，识高于顶者矣！及至写出字来，亦只平平无奇。噫，何弗思之甚也！余亦曾犯此病，初学时取欧书以定间架，久之字成印板，因爱褚书跌宕，乃学褚书；久之又患过于流走，此皆自己习气与欧、褚无干，如是者亦有年。嗣后东涂西抹，率意酬应，喜作行草，乃取怀仁所集圣教及兴福寺断碑、孙过庭书谱学之，对帖时少，挥洒时多，总觉依稀仿佛无有是处。乃阅近世石刻墨迹，颇有入处；再阅同时书家真迹，反觉易于揣摩，而尤难于学步，乃叹自己学问不但远不及古人，且远不及今人。于是将今人笔墨逐一研究，时而进观董、赵诸公书，更长一见识焉。又进而观宋人碑帖，又得其解数焉。又进而摹欧、虞、褚、薛、颜、柳、徐、李诸家书，已略得其蹊径焉，再上而求右军、大令诸法；已稍能寻其端倪焉。至此，乃恍然于前此之取法乎上者，真躐等而进也。近又见得颜鲁公书最好，以其天趣横生、脚踏实地、继往开来，惟此为最。昔人云：诗至子美，书至鲁公，足叹观止。此言不余欺也！余书无所得，惟屡疑屡悟，或出或入，不敢谓三折肱于此，而于书中甘苦尝之久矣，因书之以为知书者告。 字学以用敬为第一义，凡遇笔砚辄起矜庄，则精神自然振作，落笔便有主宰，何患书道不成！泛泛涂抹，无有是处。 作字须提得笔起，稍知书法者皆知之。然往往手欲提而转折顿挫辄自偃者，无擒纵故也。擒纵二字是书家要诀，有擒纵方有节制，有生杀用笔乃醒，醒则骨节通灵，自无僵卧纸上之病。否则寻行数墨，暗中索摸，虽略得其波磔往来之迹，不过优孟衣冠，登场傀儡，何足语斯道耶？ 余自幼观唐、宋诸名家石刻，以为唐书如玉，宋书如水晶，心目中所见如此，未尝申明其所以然也。后读朱子语类云：孔子之学如玉，孟子之学如水晶，乃拍案惊喜，以为比拟切当。见得天地间人也、物也、学问也、技艺也，皆各分浑与露之两途，而心目中所见，古今人不甚相远也。 初学不外临摹。临书得其笔意，摹书得其间架。临摹既久，则莫如多看、多悟、多商量、多变通。坡翁学书，尝将古人字帖悬诸壁间，观其举止动静，心摹手追，得其大意。此中有人、有我，所谓：学不纯，师也。又尝有句云：诗不求工字不奇，天真烂漫是吾师。古人用心不同，故能出人头地。余尝谓：临摹不过学字中之字，多会悟则字中有字、字外有字，全从虚处着精神。彼钞帖、画帖者，何曾梦见？ 废纸败笔，随意挥洒，往往得心应手。一遇精纸佳笔，整襟危坐，公然作书，反不免思遏手蒙。所以然者，一则破空横行，孤行己意，不期工而自工也；一则刻意求工，局于成见，不期拙而自拙也。又若高会酬酢，对客挥毫，与闲窗自怡，兴到笔随，其乖合亦复迥别。欲除此弊，固在平时用功多写，或于临时酬应多尽数纸，则腕愈熟、神愈闲，心空笔脱，指与物化矣。总之，凡事有人则天不全，不可不知。 徐而庵先生说唐诗，阐发尽致，开卷有论诗数条，内一条云：学诗如僧家托钵，积千家米煮成一锅饭。余谓学书亦然，执笔之法，始先择笔之相近者仿之，逮步伐点画稍有合处，即宜纵览诸家法帖，辨其同异，审其出入，融会而贯通之，酝酿之久，自成一家面目。否则刻舟求剑，依样葫芦，米海岳所谓奴书是也。古人作书，遗貌取神。今人作书，貌合神离。其间相去之远，岂可以道里计哉？ 名家作书，只是一鼻孔出气。赵集贤云：书法随时变迁，用笔千古不易，古人得佳帖数行，专心学之，便能名家。据此似与余前说博观之义相戾，殊不知由一贯万，由万会一，总是一个道理。所谓千古不易者，要在善于弄翰磬控纵，送锋芒不顿，如庖丁解牛，批却导窾，迎刃而解；即所谓其中非尔力也。不明此旨，无论博搜约取，茫无把鼻。谚云：见一个菩萨磕一个头，不免终身为门外汉耳。 凡学艺，于古人论说总须细心体会，粗心浮气，无有是处。尝见某帖跋尾有驳赵文敏笔法不易之说者，谓欧、虞、薛、褚笔法已是不同，试以褚书笔法为欧书结构，断难相合，安得谓千古不易乎？余窃笑其翻案之谬。盖赵文敏为有元一代大家，岂有道外之语！所谓千古不易者，指笔之肌理言之，非指笔之面目言之也。谓笔锋落纸，势如破竹，分肌劈理，因势利导，要在落笔之先腾掷而起，飞行绝迹，不粘定纸上讲求生活，笔所未到，气已吞。笔所已到，气亦不尽，故能墨无旁渖，肥不剩肉，瘦不露骨，魄力、气韵、风神皆于此出。书法要旨，不外是矣。集贤所说只是浑而举之，古人于此等处不落言诠。余曾得斯旨，不惮反复言之，亦仅能形容及此，会心人定当首肯。若以形迹求之，何异痴人说梦！ 作字有顺逆，有向背，有起伏，有轻重，有聚散，有刚柔，有燥湿，有疾徐，有疏密，有肥瘦，有浓淡，有连有断，有脱御，有承接，具此数者，方能成书。否则，墨猪、算子，全是魔道矣。 古人作书，落笔一圆便圆到底，落笔一方便方到底，各成一种章法。兰亭用圆，圣教用方，二帖为百代书法模楷，所谓规矩方圆之至也！欧颜大、小字皆方；虞书则大、小皆圆；褚书则大字用方，小字用圆。究竟方圆，仍是并用。以结构言之，则体方而用圆；以转束言之，则内方而外圆；以笔质言之，则骨方而肉圆。此是一定之理。又晋人体势多扁，唐人体势多长，合晋、唐观之，惟右军、鲁公无长扁之偏，而为方圆之极则。 晋人取韵，唐人取法，宋人取意，人皆知之。吾谓晋书如仙，唐书如圣，宋书如豪杰。学书者从此分门别户，落笔时方有宗旨。 字有筋骨、血脉、皮肉、神韵、脂泽、气息，数者缺一不可。无论真楷行草，皆宜讲究。楷书须八面俱到，古人称卫夫人、逸少父子、欧阳率更、虞永兴、智永禅师、颜鲁公此七家谓之楷书，其馀不过真书而已。楷书者字体端正，用笔合法之谓也。行楷者，字虽绾结，笔仍典则之谓也。此外或真书，或行书，或真行，或行草，或大草，或墨色不到而意与笔皆到，或笔墨不到而意无不到，总之以法为主，气以辅之，则任笔所之，无不如志矣。 欧、虞、褚、薛不拘拘于说文，犹之韩、柳、欧、苏不斤斤于音韵。空诸所有，精神乃出。古人作楷，正体、帖体纷见错出，随意布置。惟鲁公干禄字书一正一帖，剖析详明，此专为字画偏旁而设，而其用笔尽合楷则。近来书生笔墨、台阁文章，偏旁布置，穷工极巧，其实不过写正体字，非真楷书也。 楷书如立，行书如走，草书如飞，此就字体言之，用笔亦然，执笔落纸如人之立地，脚根既定，伸腰舒背，骨立自然强健，稍一转动，四面皆应。不善用笔者，非坐卧纸上，即蹲伏纸上矣。欲除此弊，无他谬巧，只如思翁所谓：落笔时先提得笔起耳。 所谓落笔先提得笔起者，总不外凌空起步、意在笔先。一到著纸，便如兔起鹘落，令人不可思议。笔机到则笔势劲，笔锋出，随倒随起，自无僵卧之病矣！古人谓：心正则气定，气定则腕活，腕活则笔端，笔端则墨注，墨注则神凝，神凝则象滋，无意而皆意，不法而皆法。此正是先天一著工夫，省却多少言思拟议，所谓一了百了也。 字无所谓山林、台阁也，古来书家类多置身廓庙之士，若终身隐沦者恐亦不少，而其书之传与不传，或传之远与近，虽各因名位为显晦，而诣之所至，不可磨灭。且有学问经术超越寻常，反为书名所掩者。盖亦有数存乎其间也。自帖括之习成，字法遂别为一体。土龙木偶，毫无意趣，矫其弊者又复貌为高古，自出新奇。究之学台阁者，趣入官样；学山林者，流为野战。皆非书家正法眼藏也。 字莫患乎散，尤莫病于结。散则贯注不下，结则摆脱不开。古人作书，于联络处见章法，于洒落处见意境。右军书转左侧右，变化迷离，所谓状若断而复连，势如斜而反正者，妙于离合故也。欧、虞、褚、薛各得其秘，而欧书尤为显露，其要在从谨严得森挺，从密栗得疏朗，或行或楷，必左右揖让，倜傥权奇，戈戟铦锐，物象生动，自成一家风骨。史称其人貌丑而颖悟，观其书信然！学者得其一鳞片甲，由唐入晋，自有门径矣。 字有九宫，分行布白是也。右军黄庭经、乐毅论，欧阳率更醴泉铭、千字文，皆九宫之最准者，其要不外斗笋接缝，八面皆满，字内无短缺处，字外无长出处，总归平直中正，无他谬巧也。 字有解数，大旨在逆，逆则紧，逆则劲，缩者伸之势，郁者畅之机，而又须因迟见速，寓巧于拙，取圆于方。狐疑不决，病在馁。剽急不留，病在滑。得笔须随，失笔须救，细参消息，斯为得之。 用笔之法，太轻则浮，太重则踬。到恰好处，直当得意。唐人妙处正在不轻不重之间，重规叠矩，而仍以风神之笔出之。褚河南谓：字里金生，行间玉润。又云：如锥画沙，如印印泥。虞永兴书如抽刀断水，颜鲁公古钗股、屋漏痕，皆是善使笔锋，熨帖不陂，故臻绝境。不善学者，非失之偏软，即失之生硬；非失之浅率，即失之重滞。貌为古拙，反入于颓靡；托为强健，又流于倔强。未识用笔分寸，无怪去古人日远也。 古人谓：喜气画兰，怒气画竹，各有所宜。余谓：笔墨之间，本足觇人气象，书法亦然。王右军、虞世南字体馨逸，举止安和，蓬蓬然得春夏之气，即所谓喜气也。徐季海善用渴笔，世状其貌如怒猊抉石、渴骥奔泉，即所谓怒气也。褚登善、颜常山、柳谏议文章妙古今，忠义贯日月，其书严正之气溢于楮墨。欧阳父子险劲秀拔，鹰隼摩空，英俊之气咄咄逼人。李太白书新鲜秀活，呼吸清淑，摆脱尘凡，飘飘乎有仙气。坡老笔挟风涛，天真烂漫；米痴龙跳天门，虎卧凤阙。二公书横绝一时，是一种豪杰之气。黄山谷清癯雅脱，古澹绝伦，超卓之中寄托深远，是名贵气象。凡此皆字如其人，自然流露者。惟右军书，醇粹之中，清雄之气俛视一切，所以为千古字学之圣。鲁公浑厚天成，精深博大，所以为有唐一代之冠。 凡字每落笔皆纵点起，点定则四面皆圆，笔有主宰，不致偏枯草率，波折钩勒，一气相生，风骨自然遒劲。董文敏谓：如大力人通身是力，倒辄能起。又云：自收自到，自起自结。皆此意也。褚河南行书、赵文敏行楷，细参自能悟入。 作字先学执笔，明戈汉溪守智书法辨异一书，载有笔阵图，执笔诸式其最正中者，莫如拨镫、平覆两法。拨镫或谓挑镫，或谓马镫，于义皆是。总之执笔须浅，浅则易于转动，其法先拓大指，使虎口圆则掌心自虚，大指为捺，食指为压，中指为钩，无名指为抵推导送，五指则紧贴名指之内，相助为力。字之讲遒劲者用之。平覆之法，使掌下覆，大指与二、三指稍齐，或用二、三指双钩。字之讲犀利者用之。此外有三指立异法，则以大、二、三指搦管，四、五指不用。四指立异法，则大指在内，二、三、四指在外。或谓即马镫法，如两人并乘，各不相犯。此二法最妙，以其不必留心运腕，而指自能不动也。撮笔法，著纸轻浅，字之尚逸趣者用之。悬腕法，则运腕离案，能使通身气力贯注笔尖。回腕法，掌心向内，五指俱平，腕竖锋正，笔画兜裹。此二法，量字体大小为离案之远近。即拨镫、平覆、撮笔、立异法，亦无不离案也。枕腕法，间或为之，亦无不可。其他如抓斗式、握拳式，擘窠大书用作榜署者，不能不尔，无所为法则也。运指不如运腕，书家遂有腕活指死之说。不知腕固宜活，指安得死！肘使腕，腕使指，血脉本是流通，牵一发而全身尚能皆动，何况臂指之近乎？此理易明。若使运腕而指竟漠不相关，则腕之运也，必滞其书，亦必至麻木不仁，所谓腕活指死者，不可以辞害意。不过腕灵则指定，其运动处不著形迹，运指腕随，运腕指随，有不知指之使腕与腕之使指者，久之，肘中血脉贯注，而腕亦随之定矣。周身精神贯注，则运肘亦不自知矣。此自然之气机，非可以矫揉造作也。所以把笔宜浅，用力宜轻，指宜密、宜直；或作环抱状，则虎口自圆，掌心自虚。又先须端坐正心，则气自和，血脉自贯，臂自活，腕自灵，指自凝，笔自端。是臂也、腕也、掌也、提也、笔也，皆运用在一心，不知所使，而无不一一效命者也。至于熟极巧生，直便化去，并执笔、运笔之法，亦皆忘之，所谓心忘手，手忘笔也。王献之少时学书，右军从背后取其笔而不可，知其长大必能名世。盖谓初学时着意在笔，非谓用笔宜紧也。又昔有人问索靖笔法，索靖以三指执笔，闭目谓之曰：胆、胆、胆。欧阳文忠公谓：执笔无定法，要使虚而宽。米襄阳谓：学书贵弄翰，迅速天真，出于意外。黄涪翁论书谓：须通身气力来笔尾上，直当得意。坡老云：作书不在笔牢，浩然听笔之所之，而不失法度。数公之言皆是，由执几化，绝妙悟境。中庸云：诚者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。诚之者，择善而固执之。道也通乎艺矣！学书者由勉强以渐近自然，艺也进于道矣。古人书，行间茂密，体势宽博。唐之颜，宋之米，其精力弥满，令人洞心駴目。自思翁出，而章法一变，密处皆疏，宽处皆紧，天然秀削，有振衣千仞、洁身自好光景，然篇幅较狭，去古人远矣。 作书能养气，亦能助气。静坐作楷法数十字或数百字，便觉矜躁俱平。若行草，任意挥洒，至痛快淋漓之候，又觉灵心焕发。下笔作诗、作文，自有头头是道，汨汨其来之势。故知书道，亦足以恢扩才情、酝酿学问也。